記得當年外媒要求我評論朱鎔基時，我說過：中國政治已經不是強人時代，當整個國家的政治走向公權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並形成了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狀態，僅僅依靠個別領導人的意志，已經無法與制度化力量較量。更何況這種制度化力量的慣性排斥任何不利於統治集團的聲音與人物。這就是胡溫兩位從個人人品來說並非殘民以逞的獨夫民賊，但其統治十年之內，中國政治從基層黑社會化迅速走向整體黑社會化的原因。

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平民出身的官員當道，還是太子黨紅二代掌權，對於平民來說，都不能指望這個國家會有根本的改變。這些年曝光的平民出身官員之腐敗，動輒過億、情婦逾數十的情況常見。而維持這種利益分配格局於不墜的，就是中共這種一黨壟斷的極權專制。因此，在維護現存政治體制不變這一點上，中國政界達成共識。紅色家族出身與平民出身的官員之區別在於兩點：一、太子黨、紅二代們從小有接班人意識，加上自認與這個政權有血緣關係，對政權的前途要關心得多，「不能讓江山毀在無能的貪腐之輩手裡」。而平民出身的貪腐之輩對這個政權主要是利用心理，並無血脈相連之感，大多早就進入「裸官」狀態，隨時準備腳底抹油走人；二、紅色家族出身者因為熟悉高層政治，好作「戰略性思考」，也有能力集聚一些智囊，不比平民出身的官員那樣短視，以滿足財色酒為第一需要，多少更有「戰略眼光」。

但這「戰略眼光」，決不是為中國走向民主化而鋪設台階。最近，我因寫而翻查舊文，找出了具有紅色家族背景、且一向被視為「改革派明星」的潘岳的兩篇舊文。一篇是他1991年主持寫作的《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其具體主張我已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兩大危險傾向》談過。這裡就只談那篇大約在2005-2006年間出爐，據說讓潘岳仕途出現陰影的《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

切莫以為這篇文章因主張民主政治、普世價值讓潘岳倒了霉。這篇文章完全是為中共鞏固執政地位謀劃的嘔心瀝血之作——潘本人無論當年在國有資產管理局還是後來在國家環保局當副局長，也算是盡心盡責之官員。文中將蘇聯與中國作了對比，列舉了中共面臨的大量問題，希望中共完成向執政黨的轉變。為了擔心中共高層誤解，文末特別說明：「無論怎樣轉變和改革，有五條原則必須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堅持一黨執政下的黨內民主，絕不搞多黨制；第二，只能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絕不能搞西方的「三權分立」；第三，只能加強新聞輿論監督，絕不能搞新聞自由(也不能搞「新聞嚴控」)；第四，只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軍隊現代化改革，而不能搞軍隊國家化；第五，只能堅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絕不能搞全民公決與全民普選。」

將這「五個原則」與後來吳邦國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說吳的「五不搞」直接從潘的「五個原則」脫化而出。我一直猜想，與其說是這篇文章為潘岳的仕途帶來不利影響，還不如說他當時力主的綠色GDP讓中共各級政府很不好辦，因為那等於是否定中國的發展模式。

說這些，只是想說明：當今的紅色中國，儘管從國名到政府、司法機構的名稱等都冠上「人民」二字，實與我等人民無緣。紅色家族中的二代三代，對於他們與我們，分得非常清楚。其中最開明的人，也只是想到水舟原理，為了不致出現傾舟之痛，對百姓們溫和仁慈一些，還權於民的思想是絕對沒有的。

將「他們」與「我們」劃分得如此清楚，當然不止紅色家族，還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精英。多年前，我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一文中已經指出，一些知識精英對改革提出了一種「代價說」，這種「代價論」建立於他們構造了一個只屬於他們的世界，這個世界只存在三種人，一是政府官員，二是企業家，三是為這兩部份人服務的學者，其餘的社會階層則被排斥在這個「世界」 之外。

弄清楚「他們」與「我們」的想法有甚麼不同，大概就不會因為誰爭得十八大的常委寶座，就對中國未來命運保持樂觀了。「我們」知道，有一段對蘇共垮臺的真實原因的總結，即「不是所謂的和平演變，而是它的三個壟斷制度：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認為自己想的說的都是對的；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認為自己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認為自己有享有一切的福祉」，說出這段話的人是俄羅斯國家杜馬共產黨黨團領導人久加諾夫，不是垮臺前的蘇聯共產黨的任何領導。

甚麼時候，「他們」那裏的執政者能夠說出類似的話，並且願意動手打破這三個壟斷，「他們」的世界才會承認「我們」的權利，「他們」才會承認，「我們」與「他們」在人格與權利上本是平等的。 ——轉自作者博客。